[8]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22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
[22]诉讼系属与既判力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发生作用，当事人的同一性存在不同的具体判断标准。此外，在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已经普遍接受一事不再理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裁判理由和答辩理由在法律文书中频繁使用。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于已经系属法院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新提起诉讼。诉讼系属是指因提起诉讼，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受有管辖权的法院审判的状态。但是，法院的裁判是法官对过去发生的事实进行的主观法律判断。在诉讼系属阶段，前后两诉是否具有相同的案件事实，需要结合当事人提出的事实进行判断。比如，在楚和平其他行政纠纷再审案中指出：所谓重复起诉，是指当事人对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情形。
[4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194号。台湾地区和日本相似，重复起诉禁止原则仅限于诉讼系属的作用，具体是指：对已起诉之事件，在诉讼系属中，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再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新诉或反诉。内容提要：自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至今，我国行政法治理念一直未能形成系统和统一的规定。
是对新的历史时代下行政法治理念的高度提炼。这是对新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法治的价值和本质属性的揭示。这样的排位在逻辑上是非常顺畅的，而且不能人为地颠倒和破坏。从这一系列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其实包含了法治政府、给付行政等行政法治理念的一些具体要求。
这都体现了行政法治理念的某些内涵。即是说，依法治国有着强烈的政治判断，依法治国必须有掌舵者，这个掌舵者就是中国共产党。
此外，《纲要（2015—2020年）》规定：政府职能依法全面履行，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备，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宪法法律严格公正实施，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人民权益切实有效保障，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管制行政所强调的是政府的社会控制功能，而契约行政则强调以契约的形式将政府职能体现出来。故给付行政之重点为‘保障与‘生存照顾。（二）行政法治理念体系尚未形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产生的初期包括3个方面，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无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三要素，还是五要素，都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身是成体系的，其包括若干不同的核心意涵，而且这些意涵中都有着规范性的内在结构，它们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换言之，行政法治理念是对行政法板块和行政法动态逻辑的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在行政法构成要素中，它处于相对顶端的地位，对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相关规则和技术标准等起着统摄和指导作用。
虽然法律条文将公开、公平和公正作为原则确立下来，但在笔者看来，公开、公平和公正是诸多行政法治理念都包含的内容。基于此，笔者认为，如果非常武断地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行政法治理念视为同一意义的概念，是不可取的。
完善特大城市风险治理机制，增强风险管控能力。这是未来我国行政法治的题中之义，当然应当在《行政法典总则》中作出规定。
我国《行政法典总则》在理念的表述上应当强调行政法治的时代精神。这些行政法典则规定行政法治理念也并不合适，因为它们缺乏抽象性、普遍性和概括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在行政法治体系中，行政法治理念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必须对其功能做出相应的定位。上述关于行政法治理念与其他问题的关系在我国目前行政法治中的规定都较为混乱，这既淡化了行政法治理念的价值，也使得行政法治中的其他问题缺失了方位和方向。健全规范应急处置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机制制度。
其实，行政法治理念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政府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应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应对突发事件是未来行政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排位体现出层次性和逻辑性，那么，作为部门法的理念，行政法治理念同样应当具有这样的层次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三）给付行政的理念 关于给付行政，中共十九大报告有这样的表述：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从部门法的规范性而言，前与后应当保持一致，不同部门的行政执法应当保持一致，不同地方的行政执法应当保持一致。此外，我国行政法体系还有一个板块，那就是部门行政法。
如在行政执法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行政主体要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对陈述权和申辩权的行使，而听取陈述和申辩还不能够抽象为法治理念，在立法技术上就应当将这样的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本身予以区分。比如，高效便民和权责统一既是行政法治理念，同时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绿灯时代的行政法治理念就强调行政法的给付精神，绿灯理论的视角源于一种更为积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的国家观，它内在地要求把政治和社会背景引入法律之中，本质是由功利主义传统派生出来的立场，而功利主义的道德律令是通过平等式和改良式的社会改革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涉及我国行政法治内容较为全面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治的指导思想、行政法治的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执法体制等，共有11个部分。
由于我国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这就使得党的文件体现行政法治理念顺理成章，而且在内容构成上表现得极其丰富、极其充实。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等
亦有学者认为对于公共卫生法这一概念无法被精确定义，只能通过对公共卫生法的某种整体性解释来析出其共性特征。因此，以纵向效力逻辑为主干，横向理念逻辑为内涵，可形成我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初步框架（见图 1），其既凸显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层次性要求，又能满足内在体系的初步划分，使得相关的法律能够在这个体系之内找到对应的栖身之所。
虽然在洛克的阐述里，只是从个体的视角上去考量他人的健康，而并未论述公共卫生概念上的公共健康，但其无疑开启了对于个体健康与他人健康关系的思考， 认识到健康绝不仅仅是个人之事宜。整合现有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内部监管部门卫生行政执法监督职能，成为统一权威的公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彻底去除公共卫生行政执法主体弱化弊端。
英国议会通过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法案》。因此，在绝对的类型化难以适应社会现实中多样性的差异时，唯有通过相互兼容的嵌套式逻辑， 既保持类别的主要特征，又留存容纳其他类别的空间，以相对的类型化来塑造从纵向到横向，从高位阶到低位阶，由秩序行政到给付行政，由一般行政到紧急行政的多样渐变序列，形成网格式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框架。但两者亦相互关联，法治监督的主要内容便是对卫生监督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当然外部的社会监督亦有其自身的矫正功能，李文亮被湖北省追认为烈士，也是认可了吹哨人的外部监督作用。
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现的和非典暴发初期如出一辙的信息不准、反应不快、控制不力等问题，主要原因并不是公共卫生法律不完备、存在漏洞，更多是因为公共卫生法律得不到全面有效的实施、公共卫生执法不力、公共卫生法治水平不高。目前，我国虽然初步构筑了公共卫生监督法律体系，但在整个法律体系实施过程中依旧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
因此，应当把握好每个类别之中的各个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通过嵌入纵向效力逻辑，形成子类别的逻辑结构。虽然此后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博弈，《法案》并未进一步更新，卫生总局的命运最终也被枢密院吞并，但是对于国家或政府主导公共卫生治理的理念被传承下来，随后 1866 年和 1875 年颁布的同名《公共卫生法案》亦是基于此展开，即通过强调政府的职责和管理来改善城市生活和居住环境，预防传染病。
最后，《宪法》第 89 条第 7 项、第 107 条第 1 款、第 111 条第 2 款明确了包括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政府乃至基层自治组织等相关主体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职权与职责，表现为行政法意义上政府发展和管理公共卫生事业、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责任和权限。在公共卫生治理之中，不仅要国家主导，更要各方共济，全民参与，只有以法律形式确立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才能有效调动社会各界之力量，形成牢固的公共卫生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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